读书

大美人生:朱光潜随笔

无言之美
言所以达意,然而意绝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是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在文学作品中,言语之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要尽美尽善,才能引起美感。

有的,就是我所谓超脱现实。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如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哪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美尽善,理想界是有尽美尽善的。

旅英杂谈
莎氏剧本不易领会,还另有一层原因。大半读文学作品的人常有一种怪脾气,总欢喜问:“这本作品主义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莎氏剧本中寻不出主义,便以为这无异于寻不出价值。这是“法利赛人”的见解。艺术的使命在表现人生与自然,愈客观,则愈逼真。把作者自己的主义加入以渲染一切,总不免流于浅狭。我们绝对不可以拿易卜生做标准去测量莎士比亚。易卜生是一位天才,学他以戏剧宣传主义的人,总不免画虎类狗。

谈美感教育
人好比一棵花草,要根茎枝叶花实都得到和谐的平均的发展,才长得繁茂有生气。有些园丁不知道尽草木之性,用人工去歪曲自然,使某一部分发达到超出常态,另一部分则受压抑摧残。这种畸形发展是不健康的状态,在草木如此,在人也是如此。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残一部分天性而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以致造成畸形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所谓“全人”,除体格强壮以外,心理方面真、善、美的需要必都得到满足。只顾求知而不顾其他的人是书虫,只讲道德而不顾其他的人是枯燥迂腐的清教徒,只顾爱美而不顾其他的人是颓废的享乐主义者。这三种人都不是“全人”而是“畸形人”,精神方面的驼子、跛子。养成精神方面的驼子、跛子的教育是无可辩护的。

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
回到了解中国固有文化的问题,中国向来传统教育所着重的大政并不错。中国中心思想无疑的是儒家,而儒家的渊源的渊源在《论语》、《孟子》和《五经》。无论从思想或是从艺术的观点看,《论语》都是一部绝妙的书,可以终生咀嚼,学用不尽的。我从前很欢喜《世说新语》,为的是它所写的魏晋人风度和所载的隽词妙语。近来以风度语言的标准去看《论语》,觉得以《世说新语》较《论语》,真是小巫见大巫。《孟子》比较是耍偏锋,露棱角,但是说理文之犀利痛快,明白晓畅,后来却没有人能赶得上。《五经》之中,流品不齐,《书经》是最古的政治史料,《易经》是最古的解释自然的企图,《诗经》为中国纯文学之祖,《春秋》为中国编年史之祖,《礼记》较晚出,内容颇驳杂,但是儒家思想见于此经者反比他经为多,其中如《檀弓》、《学记》、《乐记》、《儒行》、《礼运》、《大学》、《中庸》诸篇,妙文至理,是任何读书人不应放过的。诸子之中,老庄荀墨家最重要,次可略览《韩非子》、《列子》、《淮南子》及《吕氏春秋》。读先秦典籍不可不略通文字训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最便于初学,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颇有科学条理,亦可看。要明白中国思想演进,佛典及宋元明理学都不可忽略,可惜我对此毫无研究,不敢多舌。我只能说,在佛典中我很爱读《六祖坛经》和《楞严经》,这也许是文人积习。在理学书籍中我觉得《近思录》和《传习录》很简便。史籍最浩繁,一般人可选读“前四史”,全读《资治通鉴》,遇重大事件翻阅《通鉴纪事本末》,遇重大问题翻阅《三通》。治一切学问都不可不明白史的背景,可惜我们至今没有一部完善的通俗的通史,近人张荫麟钱穆诸君所编的各有特见,但都只能算是草创。文艺方面除着《楚辞》及陶杜诸集外,一般人可从选本入手。选本甚多,选者各有偏重,难得尽满人意。梁以前作品具见于《昭明文选》,这是选学之祖,诗文兼收,为治辞章者所必读。后来选本比较适用的,文推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诗推王渔洋的《古今诗选》、王壬秋的《八代诗选》、沈归愚的《古诗源》和《唐宋诗醇》、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词推《花间集》、张惠言《词选》和朱疆邨的《宋词三百首》。曲读《西厢记》、《琵琶记》、《桃花扇》及其他数种,小说读《水浒》、《红楼梦》及其他数种,对于一般人也就可知其梗概了。

诗的意象与情趣
诗是心感于物的结果。有见于物为意象,有感于心为情趣。非此意象不能生此情趣,有此意象就必生此情趣。诗的境界是一个情景交融的境界。这交融并不是偶然的,天生自在的,它必须经过思想或心灵的综合。在希腊文中“诗”的字义为“制作”,诗都要“作”,而这“作”是思想的运用。

凡是诗的了解都必须是“同情的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不同情决无从了解,了同情的了解,诗的目的与功用才算达到。

文学的趣味
这种趣味的分歧是极有趣的事实。粗略地分析,造成这事实的有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是资禀性情。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定。最显著的是民族根性。其次是身世经历。第三是传统习尚。

《谈美》开场话
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

写作练习
文学的主要功用是表现。我们如果只看旁人表现而自己不能表现,那就如哑子听人说话,人家说得愈畅快,自己愈闷得心慌。听人家说而自己不说,也不感觉闷,我不相信这种人对于文艺能有真正的热忱。人生最大的快慰是创造,一件难做的事做成了,一种闷在心里的情感或思想表现出来了,自己回头一看,就如同上帝创造了世界,母亲产出了婴儿,看到它好,自己也充分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越发兴起鼓舞。没有尝到这种快慰的人就没有尝到文学的最大乐趣。

咬文嚼字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需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如果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比如说“烟”,它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

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刚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