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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作者:李伯重

一、新史潮

德国大文豪歌德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与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就是一个贸易创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贸易网络突破了国界的限制,把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人员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这个贸易网络中跨国流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网络创造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

中国向来被欧洲人称为“丝国”。在16世纪、17世纪,世界贸易中丝和丝织品的主要供应者是中国,主要购买者则是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

陶瓷的主要供应者是中国,主要购买者是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

茶叶的主要供应者是中国,主要购买者是荷兰。

蔗糖的主要供应者是中国,主要购买者是日本、荷兰和英国。

有意思的是,糖和茶叶两种商品在欧洲的风行,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大量茶叶的输入,欧洲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欧洲人饮茶习惯并不同于中国人,喜好在茶中添加一些糖以消除苦味。因此伴随饮茶之风流行的就是蔗糖市场的扩大。

香料的主要供应者是东南亚和南亚,主要购买者是中国和欧洲。

借用一个日语名词来描述这些人的特征,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国际浪人”。晚明的郑芝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年轻时到过马尼拉,后来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他发迹于日本平户藩,娶平户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侨民(一说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为田川氏。还有人说郑芝龙也娶了葡萄牙女子为妻。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人。

由于以上变化,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货币白银的供应量在16世纪忽然大量增加,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凯恩斯等学者将这个时期贵金属货币的流通看作近代资本主义的源头。 一、军事与经济全球化

由于这些严重的缺陷,火门枪时期的火铳,在实战中的实际功用还比不上弓弩。

尽管如此,火门枪仍有弓弩无法相比的优点。首先,火门枪的制作以铁或者铜为主要原料,而铁矿和铜矿资源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铜产量不断提高,为制造火门枪提供了充足和廉价的原料来源。而弓弩制作严重依赖于资源日益减少的特定品种的木材,因而制造弓弩的原料来源不仅有限,而且不稳定。其次,火门枪的制作相对来说比较具有近代工业的特点,有可能进行大批量的生产,而弓弩制作则依赖工匠的手艺,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生产。第三,火枪手的训练只要几个星期,而熟练的弓手和弩手的训练则要数年之久。由于这些优点,火门枪依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大体而言,到15世纪初,中国与西欧两地的管形火器技术水平大体相似,而中国略微领先。

15世纪中期,火枪的主要改进目标是提高射程和精确度,简化操作手续。具体做法是:1.加长枪管,从而不仅可以在枪管内多装火药以增加发射力,而且可以增加弹丸的射击精度;2.改用火绳或烧红的金属丝来代替火炭作为火源。这种火绳燃烧没有火焰,燃烧缓慢,可以保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提供火种;3.发明了控制点火的枪机,作为点火装置。这种枪机是安在枪身侧面的一个金属的蛇形管(亦称蛇杆),将火绳插在管上,下端点燃,并且将火门改为碗状药池(亦称药锅),放入引火药。发射时,将蛇形管压进火门后,便可双手持枪,眼睛盯准目标。通过以上改进,火枪的性能有了很大改进,进入了火绳枪的新时代。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火器技术传播主要是通过战场接触来达到的,局限性很大。因此火器技术从中国传到西欧,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同时,在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和亚洲东部的“东边地带”,火器技术的运用很有限,这些地区对火器技术做出了一些改进,但是都不大。

大体而言,伊斯兰世界的先进火器技术主要来自西欧。这些技术被引进后得到改进,特别是在火枪方面,创造出了亚洲式火绳枪,在火炮方面,造出了更大的火炮。但是从总的技术方面来说,改进不算太大。

在16世纪和17世纪,东南亚的火器制造业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火器,所用的技术先是来自伊斯兰世界,后来则来自西欧。

由此可见,中国引进西方火器技术,开始是被动引进,后来则是主动引进,不仅引进样品,而且也引进相关的科学知识。引进的过程中,中国也对这些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对之加以改进、创新。这一点和日本颇为相似,但是中国对西洋技术的引进比日本更深入、更全面,以致日本也积极从中国取得西洋军事技术著作的中译本和中国人写的军事技术专著,作为他们深化认识西洋技术的知识来源。因此我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世界各国对西欧火器技术的引进和消化方面,中国是最为成功的国家。

简言之,在16世纪、17世纪,国际火器技术的传播方式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出现在西欧,因此西欧成为先进火器技术的主要来源地,或者说先进技术全球传播的核心。

第二,在西欧先进火器技术的全球传播中,欧亚诸多地区都卷入了这个浪潮。

第三,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诸多不同的人群都参与其中,并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包括殖民者、征服者、海盗、雇佣兵、工匠乃至传教士等,但是最重要的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 一、文化圈及其演变:15世纪以前文化视野中的东亚世界

明代以前的东亚世界大体上形成了三个文化圈,即位于狭义的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位于东南亚和南亚的婆罗门教文化圈和位于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圈。

婆罗门/印度教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限于上层,特别是集中于与统治者和宫廷有关的狭窄范围内,被用来构建礼法制度并巩固统治,因此基本上是一种上层的宗教,未能扎根于广大普通民众之中。

15~17世纪中期,亚洲宗教文化版图的最大变化是伊斯兰教的第二次扩张。这次大扩张的主要力量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扩张的主要方向是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这次扩张的结果,就是今天亚洲的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教的第二次扩张彻底改变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宗教文化版图。在这些地区,先前流行的宗教差不多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印度教仅在南印度保住了统治宗教的地位,而在南亚其他地区和东南亚则遭到了灭顶之灾。佛教在印度本土和中亚、南洋群岛基本消失,而摩尼教、祆教等中亚千年宗教也被连根拔除。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除了印度南部和锡兰)都取得了统治地位。

东南亚许多地区之所以迅速伊斯兰化,一个原因是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得到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奥斯曼帝国及其同盟者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大力支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后,即可从这两大伊斯兰强国获得支持和资源(特别是军事技术)。这使得他们在与原有的印度教/佛教统治者的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节节取胜。

俺答汗接受藏传佛教的决定,对中国意义非常重大。范文澜先生在谈到唐代吐蕃兴起、占领西域时说:“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做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的这个论断,对于明代中国更是贴切。

。 这样,从蒙古、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到中南半岛的缅甸、暹罗、柬埔寨和老挝,佛教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形成了一道环绕中国西、北、南三面的“佛教长城”。这道“长城”遏制住了伊斯兰教的东扩,从而使得中国避免了印度的命运。因此对于中国以及东亚世界来说,这道“佛教长城”的出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基督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海外探险先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有着长期与伊斯兰教战斗的记忆。他们不仅在精神上受这种记忆激励,而且在战斗中积累了很多航海术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们在宗教义务与利益诱惑的驱使下,率先投身海外冒险事业。传教士紧随殖民者,在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热忱地传教。

16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东南亚迅速传播开来,但只有在菲律宾群岛获得真正的成功。然而,虽然基督教在东亚世界只赢得了菲律宾这一个较大的地区,但是以澳门等地为据点,形成了网状的基督教文化圈。通过这个文化圈,东亚世界得以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更为紧密的文化、经济、技术交流。不仅如此,因为这时的西欧正处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所以这个文化圈也成为东亚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来源。 一、爱恨交织与恩怨并存: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

进入16世纪后,日本发现了多个银矿。这些银矿的开采使得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白银产地之一。到16世纪末,日本白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到1/3,成为世界上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则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也是最大的白银进口国。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最重要的贸易对手。 一、“划疆自守,不事远图”: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国策

蔚(Arthur Waldron)总结了历史上的中国国防战略,指出中国有两种战略传统,一种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产,表现为扩张主义和进攻性战争;另一种来自本土华夏国家的文明,表现为武力为辅,文化、经济和外交手段为主的“怀柔”面相。中国就是在北方边境不断遭到游牧人挑战时,交替运用这两大战略。林蔚的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例如秦朝和汉朝是所谓“本土王朝”,但在其强盛之时也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开边拓土。 一、火枪加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17世纪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一个部分。学界对“17世纪总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在17世纪,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等。

在晚明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走上另外一条路。由于这个选择导致的“途径依赖”,使得中国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或许是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这个曲折经历,令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历史时感叹不已,也令我们深感肩上的历史使命,不能重蹈覆辙,再失去历史的机遇。 点评

★★★★☆